几十年前，黄宗伟在东翰林村念书，彼时的他只有十二岁，在村里唯一一个初中读书。
这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“唯一”代表东翰林村当时的穷苦，并不代表黄宗伟的突出，只是因为村里有这么一所学校，他就去上了。那所初中矗立在那里，像七扭八歪的古董。标牌是木头做的，本来架在铁门上，后来掉下来一两次，差点砸中村里的小孩，学校的人就把它放下来，靠在铁门旁边的土墙上。
不出意外，牌子被偷了，于是这所初中连实际的命名也没有，人们用村子的名字为它命名，它就仅仅变成了“东翰林村初中”。小孩们想不起学校最开始的名字，或者他们从未注意过，我认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简直笨得出奇，记忆力也很差，有的人在上初中前没有上过小学，简单的加减法还要掰着指头算。但你问他们村里一些家长里短之类无聊的琐事，他却能把亲属远近给你刨个明明白白。
他们的大脑就像臭水沟，散发着恼人的腥臭，激动起来咕噜噜冒泡。他们上初中的理由和黄宗伟一样简单，这里有一所学校，所以他们来上了。
我是村里很多孩子敬重的人。我很聪明，成绩优异，巧言善辩，除了在学校里受老师喜欢，村里的大人们也很欢迎我。与其他脏兮兮的小孩相比，我总是穿着干净，并且由于发育过快，我的身高出类拔萃，较同龄人还要再高上两三厘米。
黄宗伟很大程度上与我相背，那个时候的他很瘦小，而且沉默。他习惯穿一件洗到软塌发皱的白衬和一条经过很长时间、教人摸不清颜色的裤子。他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都不说话，在学校里也是，走在路上也是，要么看书，要么低头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当时所有人都很穷。一九七七年，一贫如洗的东翰林村，到处是错综交杂的野草。下了雨，雨水从村口淌到山沟里，一片湿滑的烂泥弥漫在整个村落，像巨大的沼泽。房子大多是由茅草和土墙组成，除少部分糊了砖头，盖几座还算结实的小屋。
我在十三岁认识黄宗伟，他十二岁，比我小两个月，我在一九六五年的年头出生，正是一月三，农历的大年初一。他在三月五号出生，平平的日子，前有龙头节，后有惊蛰，他夹在中间，和很多在这个日子里出生的人一样，普通无奇。
后来他为了彰显自己的特殊，告诉我三月五日是那一年最冷的一天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正跪在一块石碑上，用树枝捣泥地里的蚂蚁洞，那是一块很小的洞，泥巴很黑，但蚂蚁洞更黑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因为那一天没有太阳，天空全是惨白的云，所以非常亮，这就显得这块洞更黑。
我回答他：一月三日其实更冷。他说：但是没有三月五日冷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一九六五年哪一天最冷，我猜他也不知道，我们俩信口雌黄，但都觉得自己说得是真话，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了，并为此争论不休。现实来讲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一月三日也好，三月五日也罢，甚至那一年的任何一天对我们来讲都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们那一年刚出生，还没有任何意识。
那仅仅是一个我们如果在当时被掐住脖子，就会悄无声息死掉的年份。
黄宗伟又戳了两下，树枝头上是一坨黑泥，他扔掉树枝，站起来。他刚上初中，很瘦，肩膀却是圆的。尤其和村里的其他人不一样的是，他也经历了风吹日晒，但是他很白。我认为这是他区别于旁人最明显的一点，但我不准备告诉他，我不喜欢他沾沾自喜的模样。
他默默地看着那个蚂蚁洞。我也不喜欢他故作深沉的样子，他和我认识的同龄人好不一样，想到什么都不说，但不是自闭，而是吝啬，对自己思维和知识的吝啬。我感觉到他在思考，却把一切笼罩在无言之下，不愿意向旁人透露。
我认为他和我很像，我们心底里都觉得没有人能理解自己。于是他选择什么都不告诉别人。我跟他相反，我爱与别人交谈，哪怕很多时候只是说些无聊的琐事。我很享受用言语操控别人的心智，加上我年龄小，这种事情就更加成效显着。
只有在黄宗伟面前，这是多余又无必要的小动作，像我一眼能看穿他一样，他同样能立马看穿我。他有一双潮湿的、和东翰林村雨天一样的眼睛，这双眼睛一旦注视我，我的心思无处遁形，说得再多做得再好都显得可笑。
曾经有一次，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二氧化硅。我们当时刚学化学，这是一门我从前完全没接触过的科目，我认那些乱七八糟的生僻字都费劲，更不要说和化学符号相对应。但他学得很快、很沉迷，短短几天，元素周期表就背得滚瓜烂熟。
黄宗伟在学校里的成绩不如我。学校里很多人买不起课本，也根本没有学习的心思，黄宗伟就是其中之一。我爹当时有自己的皮鞋厂，属于这个村最有钱的一拨人，厂子在城里，他不能总回村。我就跟我娘待在一起，还有我的奶奶和我外婆。
我奶奶和我外婆都是土生土长的东翰林村人。我奶奶对我娘很坏，对我也很一般，幸好她后来死得很早。只有我外婆对我和我娘好，可惜她也死得很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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